（中央社新德里7日法新电）印度“今日邮报”（MailToday）今天报导，因准确预测到金融危机爆发而被称为“末日博士”（Dr.Doom）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罗比尼（Nouriel Roubini）指出，全球经济衰退将在今年全年持续，并可能延续到明年。
邮报报导，罗比尼表示，在最好情况下，先进经济体会衰退到明年；至于失业率升高现象将持续到后年。
他说，世界各国政府因应危机的行动落在趋势之后，“虽然决策当局的方向正确，但（采取的措施）太少也太晚”。
罗比尼昨天在印度新德里的一项会议中警告，美国、欧洲和日本必须“协力合作”，以防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
他说：“大家都希望，目前出现的是V型衰退，也就是在急速下挫之后，以同样速度复苏···但我们其实正处在讨厌的U型衰退期。”
他说，U型衰退的底部由2007年12月开始计算，至少会持续3年，而这正是世界经济持续萎缩的时间。
但他又说，这种衰退“有1/3可能性”会转变为L型衰退，也就是长期经济停滞或生产萎缩，同时因需求枯竭而致物价不断下跌。
在美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出现超过6%的收缩的同时，依赖出口的亚洲经济体的衰退也在进一步加重，西方消费者也开始看紧荷包，以致亚洲国家的出口业更是雪上加霜。受出口锐减的影响，日本经济陷入了6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与此同时，印度经济也在急速放缓。
日本出现严重衰退
据 美国之音报导，日本的制造业生产在1月份出现创记录的10%的跌幅。由于汽车、电子零件以及通用机械等生产商大幅削减产量来对全球需求的急剧下降做出调 整，日本的工业生产比一年前下跌了30.8%。与此同时，家庭支出大幅度减少，新工作合同也下降了18%。日本的出口在去年12月下跌了35%之后今年1 月又减少了46%；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53%，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45%，表明日本经济在去年收缩了3.3%之后还将进一步收缩。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 济体很可能成为7国集团中第一个陷入萧条的国家。萧条的定义是国内生产总值出现10%的收缩。
受到全球不景气的影响，日本主要出口市场如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国需求大幅萎缩。日本一月份出口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大幅萎缩46%，创下历史新低。一月份的汽车出口更较去年同期重挫67%，显示日本景气仍深陷谷底。
Norinchukin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Takeshi Minami说：“日本的经济在近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未来甚至还会逐渐恶化。出口至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情形，也像出口到美国一样的大幅衰退，这种趋势显示中国的经济也可能在衰退中。”
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工厂，多采用日本的零件制造商品，最后再把货品销售到西方国家。
其他国家也受冲击
除了日本以外，亚洲其他经济体也因为全球性的衰退而受到严重的冲击。
新加坡的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收缩了4.2%，超过了政府上个月预计的3.7%的收缩幅度。按年率计算为16.4%，是33年来最大幅度的收缩。
亚洲第四大经济体韩国的中央银行预计，韩国经济今年会出现4%的负增长。马来西亚看来也将加入其他陷入衰退的亚洲国家的行列，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收缩了0.1%。在这个季度，制造业收缩了8.8%，出口下跌了13.4%。
中印增速下滑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两大亚洲经济体中国和印度虽然还在增长，但是增速出现了显著的下滑。
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在去年12月31号结束的那个季度增长了5.3%，是将近6年来最为缓慢的。尽管印度不像其他亚洲国家那样依赖出口，但是国际经济滑坡带来的海外需求减弱也使得印度的很多工人失业。
中国经济在2007年出现13%的高速增长之后，去年减缓到9%，去年第四季度更是急剧下滑到6.8%。这是7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出口需求的下降还导致中国2千万民工失去工作。
美国宾州纳罗夫经济顾问公司的创办人纳罗夫认为，中国要想最先走向复苏，就必须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因为在外需锐减的情况下，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的动力。(来源：DJY)
中国总理温家宝前一向在达沃斯全力扮演“经济救世主”，既安慰了一些对中国甚为无知的西方政治家，也大大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虚骄心理。温家宝致辞末尾那句从雪莱诗歌脱化而来的“严冬终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成为新华社重要消息的标题。
对于不熟悉中国政府官式话语的欧洲政界来说，中国总理那番头头是道的官话，确实产生“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效，恍惚间就被其绘制的那幅“中国经济山水画”迷得七荤八素。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中国挽救经济之举当中最根本的一条，即刺激消费到底是不是一张画饼。
在中国，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不同的是此番由国务院总理充当了下厨炒作这盘冷饭的大厨而已。多年以前，中国就开始讨论储蓄率过高（从2003年以来一直高达45％以上）与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参与讨论者均知这是中国内需无法启动的直接原因。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 ）明显偏低，从2003年降至55.4%以后一直走低，至2007年降至36%左右，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消费率从2000年至今，一直维持在77%上下。相比之下，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说起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
能力遭质疑
中国政府一直真心实意地考虑如何刺激老百姓多消费。为 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接下来就是 为了应付住房、医疗、养老等各项开支。当然，储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意多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 平等，按照中国官方数据，2005年，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比例为51:1。这意味着银行储蓄的大部分其实并不属于中低收入阶层。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占中国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非常低。中国农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即1983年的32%下降至2007年的9%。在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民消费所占比重从30年前的62%下降到2007年的25%，下降将近37个百分点。下降的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土地不断沦为贪官与房地产商觊觎的目标，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报薪酬过低等。可以说，所谓“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阿基里斯脚踵”。2008年以来，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在企业破产潮中失业，500万拾荒的农民被迫回归乡土，农村的整体消费力再次下降。但出于宣传需要，发掘农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成了政治时尚，处于凋敝的中国农村竟被渲染成“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若释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多年来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中国农村，目前大量农民工失业更使农民收入雪上加霜，中国政府多年来都未能让其承担起刺激内需的重大责任，难道如今一夜之间拍脑袋想出了锦囊妙计？
一个国家消费率偏低的现象缘于社会分配不公。这一点经凯恩斯指出以后，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基本常识。凯恩斯说，“消费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若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给了那些富人，他们只会把其中大部分储蓄起来。只有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费支出。”改变中国消费率过低并有效拉动内需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相对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铲除权力市场化这一病根，扭转政府蜕变为自利化政治集团这一趋势――假定政府愿意改变如此现状，成功也并非可期于朝夕之间。
基于上述理由，请中国政府踌躇满志地充当“经济救世主”拯救世界之前，先救救本国那数以几亿计的贫困国民吧。这不仅因为是本国人民的税收在支撑政府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当“救世主”，必先具有“救世”之能力。
（原载BBC，点评中国栏目，2009年2月16日）何清涟
面对方兴未艾的撤资潮，中国政府2007年决定“两税合一”时的倨傲已消失殆尽。那时，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630亿美元，世界500强中有480余家来华投资。面对这一“成绩单”，中国政府认为本国成了世界各国心向往之的风水宝地。不少外商为了落户中国，被迫向负责外商投资审批的各部官员行贿，如商务部官员郭京毅、邓湛、杜宝忠及国家工商总局官员刘伟等均因向外商大肆索贿而聚敛大笔财富。
但若要以为外商撤资潮只是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那就大错特错。笔者现为读者梳理一番近几年外商撤资轨迹。
其实，制造业的撤资始于金融危机还未现身的2007年。2006年底，中国政府出台财税139号文件，公布了出口退税率下降方案，使企业出口的盈利能力下降。此后，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费用等不断上升，再加上宣布实施“两税合一”政策之后企业税负增加的预期，外资制造业零散撤离中国的状况就已开始发生，率先作出反映的是在华韩资、日资 及台资等制造企业。
上述制造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成为这类企业抱怨最多的问题。2007年，东莞、广州、深圳均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幅度20%左右。当时，越南工人每日最低工资是2美元，而深圳是4美元。
土地费用也日益让外商头痛。从2007年开始，广州开发区土地的起步价是600元/平方米，没有上限。而在2006年以前工业用地最高价格不超过400元/平方米。深圳、东莞等地的土地价格亦相应上涨。
在此情势下，韩、日、台资企业都开始寻找利润洼地，谋求将企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如有一家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台资工厂将其业务转移到了越南，使工厂的平均成本比中国降低30％～40％。日本不少机械电子部件厂家及工业公司从2007年初开始在越南设厂，并逐渐将部分中国业务转移至越南。
如今，这些最先从中国撤退的企业肯定暗自庆幸，因为就在他们撤出之后的2007年年末至2008年，企业破产潮几乎席卷了珠三角与长三角，不少企业血本无归。
二、外资银行的中国撤资潮
2007年，与外商制造业的窘迫相比，跻身中国银行业“战略投资者”的国际金融机构却志得意满。这些外资银行因为与中国银行业同进退，享有中国政府提供的种种便利，在中港两地股市赚个盘满钵满。
不过，这些战略投资者似乎并未打算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长期合作伙伴，不少银行到了三年“锁定期”，就将手中股票出手。第一个这样做的就是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2007年11月，淡马锡先后减持10.8亿股中国银行H股及2.8亿股建设银行H股，据估算获利在30亿港元以上――那时，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还远未到来，不少人还看好中国经济。到了2008年最后一天，即瑞银（UBS）持有中行H股三年锁定期结束后的第一天，UBS立刻清空所持33.78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约8.08亿美元。完全退出了中国银行。紧接着陆续到期的外资银行都如法炮制，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以每股3.92港元减持建设银行56亿股H股，持股比例从原来的19.1％下降至16.6％，套现约28亿美元。 同日，李嘉诚基金会出售所持20亿股中国银行H股，套现5.24亿美元。1月14号，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又悉数出清所持108.09亿股中国银行股份，套现约24亿美元。
中国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股权的改革始于1999年，最开始的试点是全国的110家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共有25家中资银行引入33家境外投资者，引入资金212.53亿美元。据估计，随着2009年4月28日的限售锁定期到期，高盛、德累斯登银行、美国运通也准备减持工商银行的股票。
对接踵而至的外资银行撤资事件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中国官方的解读是：这些急于“撤离”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均是因为财务状况糟糕，自身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与中国银行的经营状况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境外同业分析，主要是因为中资银行呆坏账率将上升、盈利能力下降。“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宣称：2009年中国内地银行的 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之利润率将收窄50%，平均贷款利率则会由去2008年6月的水平进一步下调300基点。在此预期下，内地银行的隐含坏账率将扬升 204基点。
外资银行撤离只是中国外商撤资潮的一股寒流。除了减持股票以外，不少外资也在陆续中止与有关上市公司的项目合作。
2008年8月7日至2009年1月9日，高盛旗下子公司减持西部矿业近8000万股，套现5亿，使高盛对西部矿业的持股降到了5%以下。以下粗略列举外资在上市公司的投资撤：
2008年11月，英国石油公司（BP）宣布撤回在亚洲风电业务的投资，导致金风科技子公司北京天润与BP共同开发内蒙古达茂旗风电项目的合作终止。与此同时，日本株式会社原弘产宣布撤出湘电股份控股的湘电风能公司27%股权。12月，航空动力控股子公司西安维德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之外方股东德国诺德巴克――杜尔公司决定撤退，将其持有的全部维德公司的股权40%转让给西航集团所属的西安西航集团航空航天地面设备有限公司。
上述撤资并非全部。作为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外资还通过减持上市公司股票撤离中国A股市场。2008年12月，QFII云集的中金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共完成268笔卖单，成交金额高达59.66亿元，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平安等权重股均为卖单。据香港联交所资料显示，摩根大通在2009年1月的头两个交易日中，分别减持了中国石化、中国铝业和招商银行三只中资股的港股股份，总共涉资达8.75亿港元。
四、外资为何忙撤资？
对于外资撤离，中国方面指称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外资公司资金紧张，投资战略发生变化。只有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秘书长李华林曾表示，中国风电市场投资环境恶化，因此促使外资重新评估他们的投资。
对于真想了解外商撤资原因的人来说，《美国商业周刊》（2008年11月26日）那篇“美商加速撤离中国”（China Losing Luster with U.S. Manufacturers）不可不读。而据该文报导，美国AMR研究机构在最新调查中发现，近月美商对在华投资抱持的心态已产生极大转变，尽管仍有35%的厂商把劳动力成本上升列入首要考量，但更多的厂商从中国撤厂的考量已从直接成本因素转变成无形的产品品质及智慧财产权因素。
该结果系研究人员对130位美国各产业的制造业者调查后统计出来的，其中从制药商、电脑生产业到汽车零件厂都有。研究人员为探求厂商态度大变的原因，就15项不同的风险因素，要求受访者分别对不同地区设厂可能的风险予以评等，结果发现厂商认为在中国设厂的主要风险，为产品品质及智慧财产权考 量。而2008年5月的调查显示，那时厂商最关心的是薪资及运送成本不断上升的风险。
统计数据显示，这15项风险因素中，中国在其中9项被评为最高风险，有一半受访者把中国的品质不良、57%的受访者将侵犯智慧财产权风险等级列为最高，两项的比率都比5月进行调查时高出许多。而其它地区的这两项风险列在首位的受访者比率都不超过7%。此外，中国的风险因素还包括不易管理、商品价格波动大、供应链不够稳定、信息科技问题等。表示要减少从中国供货的厂商比率已从9%上升至17%。
2008年12月19日， 商务部网站公布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宣称将对“非正常撤离”的外资提起跨国 追诉。且不讨论这种“跨国追诉”操作起来有多么困难，仅这一“工作指引”问世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对外资撤离忧心如焚。
本文完稿之时，正值中国总理温家宝为期一周的访欧之行。据说“欧盟各国领导人正排队等待与之会见”，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一些经济合作的机会。不过，这机会已经不是欧洲企业获得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更多的是政府采购订单与一些想象中的其它机会。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第30期 ⁄ 2009年02月12日）作者：何清涟